澳洲排华历史与“白澳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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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澳政策(White Australia policy)，是一套种族政策，旨在禁止非欧洲非白人族裔——尤其是亚洲人（主要是中国人）和太平洋岛民——移民到澳大利亚，以创造一种以盎格鲁-凯尔特人为中心但不仅限于盎格鲁-凯尔特人的“白人/英国人”理想。联邦成立前，澳大利亚殖民地通过了许多反华移民法，主要使用人头税，1901年联邦成立后，基于听写测试的歧视开始出现，这实际上赋予了移民官员在不提及种族的情况下进行种族歧视的权力。该政策还影响了来自德国、意大利和其他欧洲国家的移民，尤其是在战争时期。1949年至1973年间，政府逐渐废除了此类政策，惠特拉姆政府废除了澳大利亚移民法中的最后一些种族元素。

由出生在澳大利亚的白人组成的澳大利亚原住民协会于1911年制作了这枚徽章，表明当时使用了“白澳”这个口号。

欧洲矿工与中国矿工在金矿区的竞争，以及工会反对太平洋岛民（主要是南海岛民）进入昆士兰州的甘蔗种植园，都强化了人们要求消除或减少来自亚洲和太平洋岛屿的低工资移民的要求。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殖民政府对中国人的到来施加了限制，包括人头税和吨位限制。殖民当局对中国移民征收一种其他移民无需缴纳的特别税。19世纪末，工会极力阻止中国移民在家具和蔬菜种植业工作。维多利亚州和西澳大利亚州通过了一些关于中国制造家具标签的法律，但新南威尔士州没有通过。中国人一直是蔬菜种植业的主导者，直到由于没有人来接替离开的中国人，他们的数量才逐渐减少。

1901年1月澳大利亚成为联邦后不久，埃德蒙·巴顿联邦政府通过了《1901年移民限制法案》，该法案由阿尔弗雷德·迪肯起草，他后来成为澳大利亚第二任总理。该法案的通过标志着白澳政策作为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政策的开始。该法案的主要特点是听写测试，用于禁止非白人移民入境。后续法案进一步强化了这项政策。这些政策实际上使英国移民在整个20世纪上半叶享有优先权。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总理约翰·科廷强化了这项政策，他说：“这个国家将永远是那些和平来到这里，在南海建立英国种族前哨的人们后裔的家园。”。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历届政府都分阶段废除了这项政策，奇夫利政府和孟席斯政府都鼓励非英国籍的非白人欧洲人移民澳大利亚。1958年的《移民法》废除了听写测试，而霍尔特政府在1966年取消了对非白人公民身份申请者的歧视。1973年，惠特拉姆政府通过法律，确保种族在移民澳大利亚时完全不被考虑在内。1975年，惠特拉姆政府通过了《种族歧视法》，将基于种族的选拔标准定为非法。在此后的几十年里，澳大利亚一直保持着大规模的多族裔移民。

截至2018年，澳大利亚的移民计划允许任何国家的人申请移民澳大利亚，无论其国籍、民族、文化、宗教或语言如何，只要他们符合法律规定的标准。2011年之前，英国是澳大利亚最大的移民来源国，但自此之后，中国和印度已成为澳大利亚永久移民最多的国家。澳大利亚国家博物馆将白澳政策描述为公开的种族主义，称其“存在是因为许多澳大利亚白人担心非白人移民会威胁澳大利亚社会”。

联邦成立前的移民政策

淘金热时代

1851年，澳大利亚发现金矿，导致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涌入。1851年，维多利亚殖民地人口只有77，000人，新南威尔士州人口只有200，000人，但澳大利亚淘金热引发的大量移民涌入，改变了澳大利亚殖民地的经济、政治和人口结构。在接下来的20年里，40，000名中国男性（但女性很少）移民到金矿区寻求繁荣，他们几乎全部来自广东省（当时称为广州），但语言和方言却有所不同。

黄金带来了巨大的财富，但也引发了新的社会紧张。多民族移民首次大批来到维多利亚州和新南威尔士州。金矿区的竞争，尤其是白人矿工对中国矿工成功的不满，导致了不同群体之间的紧张关系，并最终引发了一系列重大的种族主义抗议和骚乱，包括1857年的巴克兰骚乱和1860年至1861年的兰宾平原骚乱。1854年11月16日，霍瑟姆总督任命了一个皇家委员会，负责调查维多利亚州金矿区的问题和不满。这导致对中国移民进行限制，并从1855年开始向维多利亚州的中国居民征收居住税。新南威尔士州也效仿，直到1861年才对人头税和吨位进行限制。这些限制只持续到1867年。

澳大利亚劳工运动的支持

墨尔本工会大厦于1859年开业，随后的四十年里，所有城市和大多数地区城镇都开设了工会和劳工理事会以及工会大厦。19世纪80年代，剪羊毛工、矿工和码头工人之间发展了工会，但很快工会就扩展到几乎所有蓝领工作。劳动力短缺导致富裕的熟练工人阶级获得高薪，他们的工会要求并实现了八小时工作制和其他欧洲闻所未闻的福利。

澳大利亚赢得了“工人天堂”的美誉。一些雇主雇佣中国劳工，他们更便宜，也更勤奋。这引起了反应，最终导致所有殖民地在1888年限制中国移民，随后限制其他亚洲移民。这就是白澳政策的起源。以集中式工业仲裁、政府对初级产业的一定程度的援助以及白澳政策为基础的“澳大利亚契约”持续了很多年，直到20世纪下半叶才逐渐瓦解。

1900年左右，墨尔本春街国会大厦外的八小时工作日游行

19世纪70年代，昆士兰州的制糖业蓬勃发展，开始寻找愿意在热带环境中工作的劳工。在此期间，成千上万的“卡纳卡人”（太平洋岛民）作为契约工人被带入澳大利亚。这种以及相关以廉价方式雇佣非白人劳工的做法通常被称为“黑鸟雇佣”，指的是通过欺骗和绑架招募人员到种植园工作，特别是昆士兰州（澳大利亚）和斐济的甘蔗种植园。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工会运动发起了一系列反对外国劳工的抗议活动。他们的理由是，亚洲人和中国人抢走了白人的工作，工资“低于标准”，工作条件低下，工作更努力，拒绝加入工会。

对这些论点的反对意见主要来自农村地区的富裕地主。他们认为，如果没有亚洲人在北领地和昆士兰的热带地区工作，这些地区就必须被废弃。尽管有人反对限制移民，但在1875年至1888年间，所有澳大利亚殖民地都颁布了禁止所有中国移民进入的法律。已经居住在澳大利亚殖民地的亚洲移民没有被驱逐，并保留了与盎格鲁和南方同胞同样的权利，尽管他们面临着严重的歧视。

1895年，各殖民地州长举行了一次会议，同意将入境限制扩大到所有非白种人，随后达成协议，进一步加强这些限制。然而，在试图颁布这项立法时，新南威尔士州、南澳大利亚州和塔斯马尼亚州州长因与日本签订了条约而保留了这些法案，因此这些法案没有成为法律。取而代之的是，1897年的《纳塔尔法案》出台，限制那些无法填写固定表格而不是指定任何特定种族的“不受欢迎的人”。

伦敦的英国政府对歧视其帝国某些臣民的立法感到不满，但决定不禁止通过的法律。殖民地大臣约瑟夫·张伯伦在1897年解释说：

我们非常赞同这些殖民地的决心……他们不让文明、宗教和习俗上陌生的人涌入，而且这些人的涌入会严重侵犯现有劳动人口的合法权利。


从联邦到第二次世界大战

第一次世界大战官方历史学家查尔斯·比恩在《从澳新军团到亚眠》一书中，描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澳大利亚联邦初期澳大利亚人民的关注点，他思考了白澳政策，并对其作出如下定义：

“白澳政策”——极力维持西方高水平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无论如何掩饰，在那个阶段必然要严格排斥东方民族）。

1901年太平洋岛屿劳工法

1901年，昆士兰州约有9，800名太平洋岛民劳工。1901年，澳大利亚议会通过了《1901年太平洋岛屿劳工法案》（爱德华七世16年）。这些法规的结果是，7，500名主要在昆士兰州种植园工作的太平洋岛民（称为“卡纳卡人”）被驱逐出境，1904年后禁止太平洋岛民进入澳大利亚。那些免于遣返的人以及其他一些逃脱驱逐出境的人留在了澳大利亚，形成了如今澳大利亚最大的非土著黑人族群的基础。今天，留下来的那些人的后代被正式称为南海岛民。

毛利人豁免

毛利人通常享有与欧洲裔新西兰人相同的移民和投票权利，这使他们成为白澳政策的显著例外。1902年，随着英联邦选举权法案的出台，澳大利亚的毛利居民被赋予了投票权，而这一权利是澳大利亚原住民所没有的。在同一时期，他们由于共同的英国臣民身份而获得了在澳大利亚定居的权利。澳大利亚政府很不情愿地给予毛利人平等的权利。1905年，新西兰政府对两名毛利剪羊毛工被驱逐出澳大利亚提出正式投诉，此后澳大利亚政府改变了海关规定，允许毛利人自由入境。其他太平洋岛民仍然受到白澳政策的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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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和会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1919年巴黎和会上，日本寻求在《国际联盟盟约》中纳入种族平等条款。日本的政策反映了他们希望取消或放宽针对日本人的移民限制（尤其是在美国和加拿大），日本认为这些限制是对其威望的羞辱和侮辱。

澳大利亚总理比利·休斯早已对日本在太平洋扩张的前景感到担忧。战争初期，澳大利亚、日本和新西兰夺取了德国殖民帝国在太平洋的领土，而休斯则担心保住德属新几内亚，因为这对澳大利亚的防务至关重要。该条约最终授予澳大利亚对德属新几内亚的国际联盟托管权，以及日本对其北面的南洋托管权——这样澳大利亚和日本的领土就成了一条共同的边界——这种情况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入侵新几内亚才有所改变。

休斯强烈反对日本的种族平等主张。休斯认识到这样的条款将对白澳构成威胁，并向英国首相戴维·劳合·乔治明确表示，如果该条款被采纳，他将退出会议。休斯在1919年写道：“如果一个政府与白澳政策相冲突，那么它在澳大利亚就活不了一天”。休斯给美国代表团的爱德华·M·豪斯上校写了一封信：“这也许不错。但我宁愿脱掉衣服走进塞纳河或FoliesBergeres，也不愿同意。”。休斯确实提出了妥协方案，即他将支持种族平等条款，前提是该条款不影响移民，但日本拒绝了这一提议。当该提议失败时，休斯在澳大利亚议会报告说：

白澳是你们的。你们想怎么处置它就怎么处置它，但无论如何，士兵们已经取得了胜利，我和我的同事们从会议上把这一伟大原则带回给你们，它就像第一次通过那天一样安全。

1917年征兵公投期间使用的“保持澳大利亚白人化”海报。“反对”运动声称，被派往海外的征兵士兵将被非白人劳工取代。

废除该政策

第二次世界大战

澳大利亚对日本扩张主义和太平洋战争前景的担忧持续了整个20世纪30年代。休斯当时是澳大利亚联合党莱昂斯政府的部长，他在1935年的一次演讲中对澳大利亚对移民的态度做出了显著贡献，他在演讲中指出“澳大利亚必须……人口增长，否则就会灭亡。”

从1929年开始的大萧条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全球形势使移民数量保持在非常低的水平。战争开始时，总理约翰·科廷（澳大利亚工党）强调了白澳政策的讯息，他说：“这个国家将永远是那些和平来到这里，在南太平洋建立英国种族前哨的人们后裔的家园。”。

1942年新加坡沦陷后，澳大利亚人担心日本帝国的入侵。澳大利亚城市遭到日本空军和海军的轰炸，轴心国的海军力量威胁着澳大利亚的航运，而皇家海军则忙于大西洋和地中海的战斗，以抵御纳粹在欧洲的侵略。一支驶向澳大利亚领地新几内亚的日本入侵舰队，直到美国海军在珊瑚海海战中介入才得以阻止。澳大利亚接收了数以千计从被日本军队占领的地区涌入的难民，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数以千计的中国男女和许多中国海员。还有从荷属东印度群岛（现印度尼西亚）逃离的荷兰人。澳大利亚原住民、托雷斯海峡岛民、巴布亚新几内亚人和东帝汶人在保卫澳大利亚的前线服役，使澳大利亚的种族歧视性移民和政治权利政策成为焦点，战时服役使许多澳大利亚原住民在回归平民生活后有信心要求自己的权利。

战争期间，人们开始讨论废除白澳政策的可能性。对这一想法的敌意是澳大利亚从未与中国签署条约的原因之一，因为人们担心中国政府会以盟友的身份要求废除白澳政策。工党发言人要求继续执行这一政策，他表示：。

白澳政策现在也许是这个国家最突出的政治特征，不仅与白澳关系密切的人接受了这一政策，而且那些从远处观察和研究“这一有趣实验”的人也接受了这一政策。现在，只有那些赞成剥削奴性有色人种以满足贪婪的人、少数职业经济学家和愚昧的神学家才会对白澳提出严厉批评；但是……他们受到了不合时宜和不恰当的声明的鼓舞，毕竟这些声明都是不负责任的官员所为。

战后移民

经历了二战的创伤后，澳大利亚在太平洋战争中的脆弱性以及与其他国家相比人口相对较少的现状，导致其出台了“人口增加或灭亡”的政策。根据作家拉克兰·斯特拉恩(LachlanStrahan)的说法，这是一个民族中心主义口号，实际上是在警告人们，要让欧洲人进入澳大利亚，否则澳大利亚就有被亚洲人占领的风险。1947年，移民部长亚瑟·卡尔韦尔(ArthurCalwell)对政府大规模移民计划的批评者表示：“在黄种人入侵之前，我们最多还有25年的时间让这个国家人口增加。”

战争期间，许多非白人难民（包括华人、马来人、印尼人和菲律宾人）来到澳大利亚，但卡尔韦尔却要求将他们全部驱逐出境，此举引起争议。1945年至1952年间，一支澳大利亚旅在日本担任英联邦占领军的一部分。直到1952年，澳大利亚才允许嫁给澳大利亚士兵的日本女性入境。

奇夫利政府出台了《1948年外国人驱逐法案》，该法案的弱点在高等法院的奥基夫诉卡尔韦尔案中暴露无遗，随后，政府又通过了《1949年战时难民遣返法案》，赋予移民部长广泛的驱逐出境权力。1948年，试图移民澳大利亚的伊朗巴哈伊教徒根据该政策被归类为“亚洲人”，被拒绝入境。1949年，卡尔韦尔的继任者哈罗德·霍尔特允许剩余的800名有色人种难民申请居留权，并允许日本“战争新娘”在澳大利亚定居。与此同时，霍尔特延续了卡尔韦尔鼓励大规模欧洲移民的政策，澳大利亚接收了大批来自意大利、波兰、希腊和南斯拉夫的移民，当然也包括其传统的移民来源地不列颠群岛的移民。

澳大利亚政府推动从欧洲大陆移民到澳大利亚的移民同化，希望他们能成为澳大利亚的主流社会成员。1947年，澳大利亚移民法进行了修订，以接收更多的欧洲移民，而此前该法一直以鼓励英国移民为基础。澳大利亚接收了大量来自之前被认为不受欢迎的国家的欧洲移民，这削弱了澳大利亚作为一个主要“英国”国家的地位，并导致人们要求终止白澳政策。鉴于白澳政策的目的是保留澳大利亚作为一个英国国家的地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20世纪50年代对白澳政策最强烈的批评者正是在澳大利亚大学任职的英国自由派教授。1959年，移民改革小组在墨尔本大学成立，倡导废除该政策。

白澳政策的终结

1966年7月，总理哈罗德·霍尔特表示，澳大利亚不再实行白澳政策，而是实行“限制移民政策”。今年早些时候，他和移民部长休伯特·奥普曼宣布对非白人移民法进行重大放宽。这些措施包括将非白人获得公民身份的等待时间从15年缩短至5年，并允许家庭团聚。非白人移民将以“资质优良”为依据获得公民身份，而不是像1956年以来那样“资质优良、杰出”为依据。据《堪培拉时报》报道，这些变化将使大约5，000名非白人获得公民身份。

1971年1月，澳大利亚总理约翰·戈顿表示，他的政府旨在在澳大利亚建立一个多种族社会，并致力于废除种族歧视。但他表示，仍然有必要限制非白人移民。他此前曾表示，白澳政策在道德上站不住脚，但“有色人种无限制涌入会给澳大利亚带来压力”。

工党成员唐·邓斯坦和高夫·惠特拉姆着手将白澳政策从工党纲领中移除。1959年和1961年的尝试都失败了，工党领袖亚瑟·卡尔韦尔表示：“如果我们改变移民政策，工党就会破产……只有怪人、长发男人、学者和行善者才希望改变。”。然而，邓斯坦坚持不懈，1965年，白澳政策在工党全国大会上从工党纲领中被移除；邓斯坦个人对这一改变负有责任。

1966年，霍尔特自由党政府修改了白澳政策，以减少人们对澳大利亚反亚裔种族主义的强烈看法。1966年3月，移民部长休伯特·奥珀曼(HubertOpperman)对移民政策进行了审查后，宣布将接受符合条件的移民申请，“条件是他们适合定居、能够迅速融入当地社会，并且拥有对澳大利亚有益的资格”。与此同时，霍尔特政府决定允许外国非白人在五年后成为永久居民和公民（与欧洲人相同），并取消了家庭团聚政策中的歧视性条款。

在官方歧视取消后，移民局仍然优先考虑长相像欧洲人或混血儿的亚洲移民。1966年一份关于悉尼菲律宾人社区的报告指出，该社区成员（约100人）全都是“白人”，或者用菲律宾人的话说，是“混血儿”，可能是西班牙血统。“菲律宾总领事说他是悉尼唯一的‘有色菲律宾人’。

尽管如此，每年抵达的非欧洲移民人数从1966年的746人增加到了1971年的2，696人，而每年抵达的部分欧洲移民人数则从1，498人增加到了6，054人。1960年至1967年担任工党领袖的亚瑟·卡尔韦尔支持白澳政策。卡尔韦尔在1972年的回忆录《要公正，不要害怕》中评论道，他坚持认为非欧洲人不应被允许在澳大利亚定居。他写道：

我为我的白皮肤感到自豪，就像中国人为自己的黄皮肤感到自豪，日本人为自己的棕皮肤感到自豪，印度人为自己的肤色感到自豪，肤色从黑色到咖啡色不等。任何不为自己的种族感到自豪的人都不是人。任何试图将澳大利亚社会污蔑为种族主义者的人，因为他们想将这个国家留给白种人，都是在对我们国家造成极大伤害……我本着良心拒绝接受澳大利亚应该或永远无法成为一个多种族社会并生存下去的想法。

后果

澳大利亚目前的移民计划由两部分组成：针对技术移民和家庭移民的计划以及针对难民和寻求庇护者的人道主义计划。到2010年，战后移民计划已接收了来自各大洲的650多万移民。六十年来，移民人口增长了两倍，到2010年已达到约2100万人，来自200个国家。

宗教遗产

这项政策导致澳大利亚人口绝大多数为欧洲人，且大部分为盎格鲁-凯尔特人后裔。通过不允许其他族裔移民，该政策有效地限制了非基督教信徒的移民。因此，白澳政策确保基督教仍然是大多数澳大利亚人信奉的宗教。然而，澳大利亚宗教人士的比例每年都在大幅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