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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明思想是中国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历史上深刻影响了东方文明的发展，并在现代语境中被赋予了新的意义。本研究运用社会网络和GIS空间分析方法，探讨明清时期阳明思想的时空演变及其模式。研究结论包括：
（1）明清时期阳明思想的传播经历了兴起-高峰-衰落-复兴-低谷五个阶段，与一般的文化传播过程相一致。
（2）阳明思想传播区域的空间结构经历了从多中心到局部带状多中心，再到单中心、多中心，最终到碎片化分布的变化。扩散始于交通干线的点轴结构，过渡到核心-边缘空间结构，由于扩散势能的降低，最终回归到点轴结构。
(3) 阳明学的传播呈现距离衰减特征，在汉文化区传播最为广泛，主要集中在赣江中下游流域和长江三角洲地区。
(4) 阳明学的传播体现了地方行政等级和文化发展的影响，在兴起至鼎盛阶段，阳明学传播至行政等级和文化等级较高的地区，而在鼎盛至衰落阶段，阳明学则由等级较高的地区向等级较低的地区传播。
(5) 阳明学的空间扩散以迁徙性扩散为主，其次是扩张性扩散。在迁徙性扩散过程中，由于受到等级较高的地区的辐射作用以及“目标地”的文化创新作用，阳明学可能会出现由“目标地”向“源地”的逆向扩散。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599-024-02999-2
介绍
阳明学说是中国儒家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由王守仁创立（简称阳明，2020）。明初，程朱理学结合科举制度成为官方哲学。但到了明中后期，流民问题、农民起义、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以及商品经济发展下必须尊重臣民意志等问题，都表明程朱理学面临的挑战，即自然法作为个体思想行为的外在力量受到了动摇（Yuzo 2016；张2022）。
作为解决之道，倡导探心的阳明学应运而生，并迅速传播。它在与朱子学、禅宗、道家等哲学和宗教思想的对话中得到提炼，成为明中后期的一个突出学派（Chen 2007；Wang 2022）。阳明学说虽在清朝衰落，但在近代却得以复兴，深刻影响了孙中山、蒋介石等政治家，以及熊十力、梁溯溟等现代新儒家学者，并传入日本，对明治维新起到了推动作用（Lee 2008 ； Suh 2015；Eusterschulte 2017）。
本文运用社会网络分析与GIS等在传统人文学科研究中有所应用的工具（Glomb等，2018；Fousek等，2018；McGillivray和Jenset，2023），突破现有研究中宗派与地域空间的局限，考察明清时期阳明学在全国范围内的传播。
文化扩散，即文化在不同族群之间跨越时空传递的过程，是传统文化地理学的研究内容之一（Gregory et al.，2009）。理论上，一个完整的扩散过程包含一个较低层次的“认识”与较高层次的“接受”。因此，本研究以“接受”作为文化扩散的测度基础，并通过考察学者对阳明思想接受程度的变化来分析文化扩散的演变。此外，新文化地理学的概念为文化扩散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新文化地理学强调人在人地系统中的主体性，人是文化的创造者和承载者，是文化活动过程的主体（Derek et al.，1994）。
基于历史人物关系的研究日益受到关注，文化传播研究逐渐转向对传播者和接受者的量化分析，从而能够准确反映文化传播的过程（Czinkóczky and Szabó，2013；Duan et al.，2023）。新文化地理学对人的主体性的承认表明文化传播是一个复杂的空间现象，伴随着文化的选择和创新。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在阳明学说传播演变所形成的人群、地域与文化的互动关系中，人们接受阳明学说的地域是一个由传播者和潜在接受者等各种社会因素塑造的“场”，传播发生在多个空间尺度上。
本文运用文化传播理论和量化方法，探讨宗教这一文化要素，通过考察阳明学派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传播地域分布、演变及其互动关系，探索宗教文化传播的机制，为历史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同时，本研究也为宗教、历史、文化等传统社会科学领域的量化研究和科学评价提供参考案例。
数据来源、处理和研究方法
研究阶段和范围
本研究阶段自1508年王阳明“龙场顿悟”（一般认为是阳明学形成的里程碑事件）开始，至1911年清末。综合接受者的数量、接受程度以及相关历史事件的发生时间，可将阳明学的传播划分为五个阶段：兴起期（1508-1529年）、鼎盛期（1530-1579年）、衰落期（1580-1644年）、复兴期（1645-1705年）以及低谷期（1706-1911年）。研究的空间范围涵盖明清两朝政权统治的行政区域。
（1）第一阶段：兴起期，从公元1508年（明正德三年）到公元1529年（明嘉靖八年）。这一时期的起止点分别对应着阳明学派的诞生和创始人王守仁的逝世。这一时期，王守仁开创并传播了阳明学派，接受者数量迅速增长。
（2）第二阶段：鼎盛时期，即公元1530年（明嘉靖九年）至公元1579年（明万历七年）。这一时期，王守仁弟子继承其遗志，积极兴办书院，为思想传播奠定了基础，并举办了众多讲学活动。此外，王守仁的许多弟子在此期间出任教育和政治职务，这进一步促进了阳明思想的迅速传播。
（三）第三阶段：衰落期，从公元1580年（明万历八年）到公元1644年（明崇祯十七年）。公元1579年，宰相张居正废书院，导致阳明学派的传播场所急剧减少，阳明学派的传播受到严重打击，从此进入衰退期。阳明学派的威望也随之下降，这种趋势一直持续到公元1644年明朝灭亡。
（4）第四阶段：中兴时期，公元1645年（清顺治二年）—公元1705年（清康熙四十四年）。此阶段对应于清初。在新旧王朝更迭、占中国人口主体的汉族被少数民族统治的历史背景下，黄宗羲、孙奇逢、李颙等大儒对阳明学说进行了修正和改良，导致清初阳明学说出现了小规模的复兴。
（五）第五阶段：低谷期，公元1706年（清康熙四十五年）—公元1911年（清宣统三年）。清初三大儒相继去世后（清初最后一位大儒李邕卒于公元1705年），阳明学的传播进入低谷期。公元1712年，朱子学再次成为官方哲学，受到官方推崇，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阳明学的权威。此外，清中后期学术思潮开始转向经世致用，考据学、训诂学盛行，宋明哲学逐渐被淡化，这种趋势一直持续到公元1911年清朝灭亡。
数据源
鉴于资料的可得性、儒家学者的特点以及讲学在阳明思想传播中的重要性，本文以接受阳明思想的儒家学者（以下简称接受者）为研究对象，以期对阳明思想的传播进行研究。儒家学者名单来源于按时间顺序排列的学术著作—— 《明儒学案》和《清儒学案》（黄宗智， 2008；许志永，2008）。所谓学案，是指记述学派内容、师生关系以及学说发展历程的著作。
《明儒学案》是一部系统地概括和记述明代思想及其流派演变的学术史著作，对所涉及的儒家学者进行了详细的记述，从而反映了明代阳明思想的发展。鉴于明儒学案缺乏北方及贵州地区阳明学人的记载，我们试图从其他儒家学者的著作中补充。清儒学案对清代学术发展状况的描述更为全面客观，因此可以用来分析清代阳明学的传播。关于儒家学者的时空活动及其传播地域的数据，主要来源于儒家选集、地方志和史料。支持资料S1包含完整的数据。
研究方法
社会网络分析
社会网络分析是研究区域间人口和信息流动的一种方法，近年来也被用于扩散研究，从而可以分析文化扩散系统的整体结构（Ingram and Silverman，2016；Amati et al.，2019；MacDonald et al.，2021）。从网络视角来看，宏观尺度的文化扩散可以看作是由传播区域、接受区域以及两点之间的联系等要素构成的动态时空系统。社会网络分析可以考察区域间流向和强度的关系，同时描述研究区域内被接受区域内的动态扩散过程，因此非常适合研究宗教或文化要素的迁移扩散。此外，社会网络分析提供的是双向互动而非单向因果关系的分析视角，也为重新思考文化扩散过程提供了可能性（Li et al.，2016；Schwartz ，2021）。
传播学理论认为，文化传播按方向可分为单向传播和双向传播。单向传播是指文化从A点到B点的简单转移；双向传播是指传播活动中传播者和接受者角色的互换，例如文化从A点传播到B点，再从B点回到A点。宗教传播是否也具有双向传播的特征，在迁移传播中，“源地”和“目标地”的角色是否交替变化？本文将运用中心性的概念，分析传播网络中接受地域的中心性。借助UCINET等社会网络分析相关软件和工具，我们将进一步分析传播网络，并结合地图可视化工具，刻画传播网络的时空演变。
空间分析方法
空间分析方法是GIS（地理信息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利用GIS中的核密度估计(KDE)和重力变换模型(GTM)对接受区域进行时空演化分析，可以挖掘横截面和面板数据状态下的空间积累和迁移信息。由于部分接受区域的扩散源难以确定，且使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分析接受区域时存在“孤立点”，因此我们采用引力模型(GM)对扩散区域进行细分。引力模型是一种应用广泛的空间相关模型，基于距离衰减原理和万有引力公式，可以分析区域内外的联系强度，从而考察阳明学说传播的区域特征。其公式为：
$${F}_{ij}=K\frac{{C}_{i}{C}_{j}}{{d}_{ij}^{b}}$$ （1）
式中，F ij为接纳区域i与接纳区域j（i，j =1，2……n）之间的引力； K为引力常数，取1；C i、C j分别为接纳区域i和接纳区域j的接纳量；d ij为两接纳点之间的距离；b为距离摩擦系数，取1；通过以上公式计算各接纳区域以及各接纳区域的引力值。考虑到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将考虑接纳区域之间的迁移扩散联系，确定接纳区域i的最大引力线。
重力变换和标准差椭圆
重力变换模型可以描述某一属性在一定时期内重力平移的方向、距离和角度，刻画区域数据的聚集、分散趋势及其随时间变化的轨迹。标准差椭圆（SDE）方法是一种经典的空间模式统计分析方法，可以定量反映研究对象地理空间布局的特征，从而描述其在主次方向上的空间分布、趋势方向和分散程度。重力、SDE及其各项参数均可通过ArcGIS生成。
数据处理
接受者的判断
在个体层面，文化的传播始于“知”，终于“受”。在文化传播中，一个人以某种方式知晓某个地域的某些信息，并决定是否接受。如果他接受了，他就成为该文化的接受者，而这个地域也成为该接受者的接受区域，文化由此传播到该地域。因此，研究阳明学说的传播，需要提取士人信息和地域信息，深入挖掘其时空变迁。本文对接受地域的研究以州（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地级市）为基本单元。
接受者的资料主要来自明儒例和清儒例，并结合《阳明年谱》（钱钟书，2015 ）中提到的王阳明学生，以及其他北方儒家选本中的相关记载。在判断标准上，既然考虑的是接受了阳明思想的儒家，就需要考虑“接受”并撰写了相关著作的儒家。首先，“接受”的判断有三种情况：
a）将《阳明年谱》中记载的王阳明弟子认定为阳明思想的接受者；
b）儒例的接受取决于作者的判断；
c）对于其他选本，需要有相关记载表明该儒家接受了阳明思想。
此外，还要求儒家学者有与阳明思想相关的著作。对于部分学者的著述未能收集到的情况，我们依靠史料记载来判断他们是否接受阳明思想。我们的标准是：当一位学者在其著述中提及通过其他学者、朋友或老师接触到阳明思想，并明确表达对阳明思想的欣赏和钦佩时，该学者即被视为“接受”了阳明思想，表明其传播取得了成效。
接受区域的判断
文化传播的三大媒介是符号系统、物质系统和人文系统（Crang ，1998）。本研究中，人文系统指的是阳明思想的接受者，符号系统主要指文字，物质系统则指阳明思想的传播区域。传播需要接受者作为媒介，依赖于传播者与潜在接受者之间面对面的直接交流。我们根据儒家学者的文集、传记、墓志、礼仪年表和地方志等资料，确定接受者的信息，并考察接受者在接受阳明思想之前的教育时空轨迹和传播者讲学区域的时空轨迹。此外，我们还考虑了接受者与传播者之间的师生、朋友和亲属关系。结合历史时期以及传播者和学者的空间位置，我们利用ArcGIS软件对传播者和接受者的时空信息进行抓取和定位。支持信息S1包含原始数据和来源。
扩散类型的判断
首先，在以接受者为媒介的扩散中，阳明学说从第 n 代接受者传播到第 n+1 代接受者的过程，可以根据第 n 代接受者的接受范围 A(n) 和第 n+1 代接受者的接受范围 A(n+1) 来判断扩散的类型：（a）若 A(n)=A(n+1)，则阳明学说从第 n 代士人传播到第 n+1 代士人的过程为扩张式扩散；（b）若 A(n)≠A(n+1)，则判断为迁移式扩散。其次，对于通过著作等媒介的扩散，如果该区域内没有最初接受阳明学说的人，则应视为迁移式扩散。
接受区域的接受度和扩散度测量
通过计算接受和传播的次数，可以衡量一个地区的阳明学说接受强度和向外的传播力。其公式为：
$$A(nj)=E(nj)+Ci(nj)$$ （2）
$$D(nj)=E(nj)+Co(nj)$$ （3）
（ 2）式和（3 ）式中，nj，nk分别为接纳区域（j，k =1，2，3，…，g）；g为接纳区域个数；A为接纳量，D为传播量。根据文化扩散理论，扩散由区域内扩散的扩张扩散和迁址扩散两部分组成。E为扩张扩散量。Co为迁址扩散中接纳区域的出度，Ci为迁址扩散中接纳区域的入度；由于儒家学者的传播接纳行为主要依赖于师徒、亲友等社会关系，且涉及较多的迁址扩散，因此，接纳区域在迁址扩散中的中心性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中的度中心性来评估（Tsvetovat and Kouznetsov，2011）。其公式为：
$$Co(nj)=\sum _{k}{x}_{jk}$$ （4）
$$Ci(nj)=\sum _{k}{x}_{kj}$$ （5）
在公式（4）和公式（5 ）中，x jk表示从nj到nk的重定位扩散次数。x kj表示从nk到nj的重定位扩散次数。k表示与nj有传播关系的区域。
阳明学说接受区域的时空演变与传播
阳明思想接受区域的空间格局及其演变
阳明学说接受范围的类型及中心性分析
运用公式（4）和公式（5）计算了各个时期的出度和入度，结果如表1所示。共有49个地区接受了阳明学说，各地区的传播接受程度存在差异。不同地区传播接受的显著差异主要体现在入度和出度上，即被接受地区之间的迁移扩散。因此，考察迁移扩散的入度，可以更详细地分析被接受地区之间的相互作用。
对于传播量或接受程度较高的接受区域，根据这些区域传播和接受程度的差异，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传播量大于接收量的地区，例如绍兴、贵阳、南昌、赣州和保定。这些地区具有较强的对外辐射能力，这主要得益于有影响力的学者的迁徙和传播行为。例如，贵阳、南昌和绍兴是阳明学说迁徙传播的源头，而保定则是晚明著名儒家孙其逢的受纳地区。此外，贵阳和赣州对阳明学说的接受度相对较低，可能是由于地方意识形态浓厚，或对阳明学说产生“排斥”心理，或接受者在接受后迁徙到其他地区（当地经济欠发达地区），导致下一轮传播缺乏本地传播者。贵州（兴起期）的外度值较高，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该值逐渐下降。
明代贵州除军营、驿站附近主要由汉族士兵占据外，其余大部分地区以当地原住民为主，汉文化向该地区传播缓慢，接受度较低。保定（中兴时期）的出度较大，但在低谷期，传播和接受度较低，这与清代阳明思想的传播潜力整体降低有关。最后，南昌属于“引力赤字”类型，其出度与外延扩散度相差不大，但入度较小，主要受邻近吉安引力较大影响。
第二类是传播量小于接受量的地区，如应天、宁国、卫辉等。这些地区对其他地区的吸引力大于辐射力。例如，应天政治地位高，地处经济发达地区，辐射力强，对周边地区的吸引力也较大。宁国和卫辉虽然入度较高（分别占总接受度的86%和83%），但对外辐射力相对较弱。阳明学在宁国的鼎盛时期处于中后期，宁国以接受阳明学的官员为主，绍兴、江西等地学者在宁国讲学活动较为密集。
第三类是传播量等于接受量的案例。这类城市包括顺天府、吉安、常州、扬州、杭州、苏州、福州等，按传播量大小依次递减。吉安、常州、杭州等城市不仅经济发达，而且是儒家思想的中心，对其他地区具有吸引和辐射作用。顺天府（今北京）作为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对传播者和潜在的接受者都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因此通过接受者的迁徙，其接受度较高，对外辐射力也很强。
阳明学说传播中心的演变
运用公式（2）和公式（3 ）计算各时期各区域的接纳量和扩散量，结果如图1所示。通过分析接纳区域的接纳量和扩散量，可以确定各时期的扩散中心。接纳区域的空间分布总体经历了“多中心—多中心（局部带状）—单中心—多中心—碎片化分布”的空间结构变化。
兴起时期，王阳明在贵阳提出了“知行合一”的学说，并随着王阳明的迁徙而逐渐向外传播，贵阳、赣州、南昌、应天、绍兴等地是阳明学说的主要传播中心（图1a），这些地方也是王阳明主要任职和居住的区域（杨文，2018）。
鼎盛时期，阳明学说传播势头最强，形成了以顺天府、应天府、吉安府、绍兴府、宁国府为传播中心的多中心空间结构，并在直隶南部和浙江北部形成了接受区。顺天府作为政治中心和科举考试的举办地，吸引了从政的士人和青年知识分子，为接受者的传播行为以及潜在接受者的知晓或接受行为提供了更多机会，并通过儒生的迁徙向外传播。相较于顺天府，应天府（今南京）的政治地位略低，但在兴起时期更靠近各传播中心，且地处经济发达地区，吸引了更多的接受者。此外，地处赣江沿岸和驿道要道的吉安，是江西省阳明学说最为繁荣的地区。从兴起期到鼎盛期，江西省的传播中心由南昌、赣州向吉安转移。此外，宁国与应天相邻，众多第二代阳明学人经常在应天讲学，这使得宁国成为了一个重要的传播中心，如图1b所示。
如图1c所示，在阳明学衰落时期，绍兴是其传播中心，这得益于稽山学派的讲学活动。东林学派的讲学活动也增加了常州的接受者数量。但由于东林学派以朱子学为主，因此常州只能被视为阳明学的接受区域（谭志，2021）。
中兴时期，黄宗羲讲学的绍兴和孙奇逢讲学的卫会是当时阳明学派的扩散中心，如图1d所示。低谷时期，阳明学派并没有一个严格意义上的传播中心，如图1e所示，这一时期阳明学派的接受区域比较分散，接受量和传播量都较小。
阳明思想核心领域的认定及其形成的原因
根据公式（1），我们通过重力模型整合儒家学者籍贯、接受程度以及接受区域间的空间相互作用，从而可视化阳明学说传播的核心区域（图2a）。我们根据接受程度计算区域间的空间作用强度，并得到各接受区域的最大引力线（图2b）。该线将接受区域划分为四大区域：以绍兴为中心的浙江北部地区、以南京为中心的苏皖地区、以吉安为中心的中南地区、以北京为中心的华北地区。我们在ArcGIS中利用自然断点将各接受区域的空间相互作用强度划分为四类。一级联系、二级联系以及75%的三级联系聚集在江西省赣江中下游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和赣州—吉安—南昌地区。支持信息S3包含重力模型的完整数据。
分析儒家信徒的籍贯，约八成居住在长江以南，这与明清时期中国经济文化重心在南方相吻合。一些接受地域不明确的接受者，其籍贯也与其他接受者较为接近。总体而言，接受者籍贯分布与阳明思想接受区域的空间分布相一致，主要集中在长江三角洲地区和江西省的赣江中下游地区（图3）。
总体来看，阳明思想传播的核心区域集中在长江三角洲和赣江中下游地区，呈现出典型的核心—边缘空间结构。
长江三角洲及赣江中下游地区是阳明思想传播的核心区域，形成典型的核心—边缘结构。长江三角洲成为核心区的主要原因有三：（1）手工业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细化，促进了区域工匠与士大夫群体的互动（Peterson，2002），以及新兴市民阶层提升社会地位的愿望（华国锋，2021）；（2）儒家思想在该地区盛行，该地区自唐宋以来一直是中国的经济文化中心，明清时期科举状元数量最多（陈建军等，2020）； （3）传播媒介丰富。明清时期，湘西地区书院众多，印刷业发达，有利于相关著作的传播，从而促进了阳明学说的传播（McDermott，2006；Miles ，2015）。
赣江中下游地区之所以成为核心区域，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首先，王阳明是明代大儒，其社会治学功绩卓著，他在江西平叛除匪，大大提升了王阳明及其学说的威望，促进了阳明学说在这一地区的传播；其次，江西自宋至明以来一直是理学重镇，周敦颐、朱熹等大儒都曾在此讲学，儒学在江西的传播从未间断，明代书院数量位居全国第一，清代位居全国第三，极其有利于新思想的传播（Kim，2015）；再次，阳明学说与当地学术氛围的契合也促进了传播。
阳明学说传播的时空演变
阳明学说的总体传播特征
标准差椭圆（SDE）和重力变换模型可以直观地展现阳明学说的总体传播趋势，重心速度的变化可以反映扩散势能的变化。
由图4可知, 兴起期标准差椭圆长轴方向与长江皖南段方向一致, 重心位于长江南岸, 表明此时期在华南地区以东北—西南方向扩散为主; 鼎盛期标准差椭圆长轴方向更接近赣江流向, 重心向北偏东75.78°移动180.06km(表2 ) , 表明此时期自南向北的扩散加强; 衰落期重心向淮河以北移动, 向北偏东39.63°, 表明阳明思想逐渐向华北地区扩散, 但重心移动角度较鼎盛期有所减小, 表明衰落期向北扩散的势头减弱。这并不意味着北方接受者占同期接受者比例的下降，而是阳明思想在北方的传播主要通过都城顺天府进行，意味着该地区的传播方向主要是由北向南。
中兴时期顺天府长轴与京杭大运河中段重心重心向北偏西29.59°方向移动，且东西方向移动距离大于南北方向移动距离，表明阳明思想向西传播增强。中兴与低谷期之间，重心向东移动了283.93 km至长江南岸66.27°，其转折角度较中兴时期减小了近26°，表明阳明思想在西南和北方的传播均有所减弱。这一时期SDE的扁平率最小，表明接受者的空间分布更加分散，不同地区接受者数量和接受程度的变化证实了阳明学派传播范围的下降（表3）。
总体而言，阳明学派的空间重心在中国东部，自兴起以来逐渐向北扩散，大致覆盖了汉文化主导的区域，但在中国北方，阳明学派的接受度一直处于波动之中。此外，阳明学派的传播速度经历了“降低-升高-降低”的循环，这也印证了传播势能在兴衰交替中的变化。
总体而言，阳明学派的空间重心在中国东部，自兴起以来逐渐向北扩散，大致覆盖了汉文化主导的区域，但在中国北方，阳明学派的接受度一直处于波动之中。此外，阳明学派的传播速度经历了“降低-升高-降低”的循环，这也印证了传播势能在兴衰交替中的变化。
从空间扩散模式来看，阳明学派的传播以迁徙为主，其次是扩张扩散，但不同时期的空间模式有所差异。在阳明学派鼎盛时期，迁徙扩散占据主导地位，对空间结构产生了显著影响。据统计，迁徙扩散区域约有三分之二是国家或地区政治中心。这一时期迁徙扩散盛行，原因在于当时接受者多为官员，中国古代官僚体制导致官员频繁调动，从而推动了阳明学派的迁徙扩散（吴建军， 2004）。在阳明学派的兴起和复兴时期，扩张扩散与迁徙扩散的规模相对均衡。而在阳明学派的衰落和低谷时期，则以扩张扩散为主。这主要是由于阳明学派声望的下降，接受者外求学人数的减少，以及相关著作的广泛传播，为扩张扩散奠定了基础。中国各个历史时期行政边界的变迁，详见补充资料S4。
阳明学说传播的路径与方向
总体来看,阳明学说的传播在兴起期主要呈现沿交通走廊的点轴扩散结构,巅峰期发展为核心—边缘结构,之后退化为点轴扩散结构。分析表明,区域中心之间的联系对阳明学说在全国的传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明清时期,河运十分发达,京杭运河、赣江、长江等主要河流成为阳明学说在区域间传播的主要通道。在核心区域,由于儒生的迁入和学术活动的开展,形成了密集的扩散网络,主要通过以下两条通道进行扩散:一是沟通浙江北部与江西的浙江运河—钱塘江—富春江—兰江—新江—鄱阳湖—赣江水道;二是连接长江三角洲与江西的京杭运河—扬江—赣江水道。
此外，不同区域内的扩散路径和方向在不同时期存在很大差异（图5）。
在赣江中下游地区，阳明思想在兴起时期以赣江为轴心，由南昌、赣州向江西中部扩散，形成点轴扩散结构，进入鼎盛时期后，主要以吉安为中心沿赣江向北传播（图5b）。在衰落时期，江西书院在1579年的废书运动中遭到严重破坏，加之王阳明第二代弟子相继去世，导致阳明思想在江西的传播潜力减小，当地接受程度较低。
在长江三角洲地区，阳明思想在兴起时期由绍兴、应天一带向直隶南、浙江北部地区传播（图5a），在鼎盛时期在直隶南、浙江北部地区形成接受区域；在衰落时期，绍兴地区保持了较高的接受水平，常州地区也有较多的接受者（图5d）。
在北方，阳明学说主要沿京杭大运河传入顺天府。由于京杭运河长度约为赣江的2.3倍，横跨华东和华北的多个分水岭和两个文化区域，且沿途未形成文化或政治中心，不利于新思想的传播（王文、普罗明斯基，2020）。受距离的衰减效应以及沿途传播者活动强度较弱的影响，阳明学说在苏北和山东的传播较少。北方学者数量较多，朱子学派影响较大，这也对阳明学说的传播形成了阻力。
进入鼎盛时期后，阳明学说以顺天府为中心传播至山东、河南等地区，北方的儒生或从顺天府得知，或从江浙江等地的乡亲处得知，从而推动了阳明学说在北方的鼎盛与衰落。衰落时期北方阳明学说的接受区域分布在从北京到陕西的陆路路线上（图5c），呈现点轴扩散的特征。中兴时期，阳明学说从保定向南传播至卫辉（图5d）。此外，从中兴到衰落时期，阳明学说逐渐传播至山西（图5e）。
在闽粤，阳明学说发源于绍兴、应天一带，在鼎盛时期，随着纬度的降低，向浙江南部的传播潜力逐渐减弱。其原因主要有两方面：（1）浙江南部和福建多山地貌，地形阻隔削弱了两省之间的联系；（2）福建本土儒士普遍信奉朱子学，存在较大的文化惰性，加之阳明学对朱子学的批判，导致不少儒士反对，阻碍了其在福建的传播。在盛行时期，阳明学说通过赣江—大余岭通道从江西传入广东；在衰落时期，阳明学说又从广东惠州传入福建漳州。阳明学说在粤闽的传播表明，地形和文化不仅通过减少接受者的数量，而且通过改变传播路径，阻碍了阳明学说的传播。
扩散路径与方向分析表明，在阳明学说由兴起到鼎盛的发展时期，其传播重心向文化和行政等级较高的地区转移；而在鼎盛时期和衰落时期，阳明学说则由等级较高的地区向等级较低的地区扩散。在迁移扩散过程中，区域间的扩散方向可能出现逆转，文化的“源地”与“目标地”相互转换。这种现象的产生原因有二：（1）等级较高的地区在空间上具有更强的吸引力和辐射力，更容易成为传播者和接受者的集聚地，从而有利于与等级较低的地区（如顺天与河南、绍兴与杭州）相互扩散；（2）目标地文化创新后，阳明学说的扩散潜力增强，有利于其向源地逆向传播。
结论与讨论
主要结论如下：
（1）从时间上看，明清时期阳明学派的传播经历了“兴起—高峰—衰落—复兴—低谷”五个时期，基本符合文化传播的一般过程。
（2）从空间视角看，阳明思想的空间分布经历了多中心—多中心（局部带状）—单中心—多中心—碎片化分布的空间结构变化，扩散首先形成沿交通路线的点—轴扩散结构，随后形成核心—边缘空间结构，由于扩散势能的降低，最终形成点—轴结构。
（3）阳明学派的传播呈现距离衰减特征，主要覆盖汉文化区，核心传播区集中在赣江中下游流域和长江三角洲地区。
（4）阳明学说的传播呈现出受地方行政等级和文化发展影响的特征。在阳明学说兴起到鼎盛时期，它向行政等级和文化等级较高的地区传播；而在鼎盛到衰落时期，它则从等级较高的地区向等级较低的地区传播。
（5）阳明学说的传播以迁域性传播为主，以扩张性传播为辅。在迁域性传播过程中，由于受上位域辐射作用以及“投缘地”文化创新的影响，阳明学说可能出现由“投缘地”向“源缘地”的逆向传播。
本研究将文化传播的考察拓展至宗教领域，探讨同一文明体内部的宗教传播，对宗教地理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此外，对不同时期阳明思想接受者在地理空间上的传播活动的量化分析，将更准确地反映宗教传播的时空演变，从而深化我们对宗教传播的理解。本研究也存在一些有待改进的局限性：本研究聚焦于阳明思想在特定儒家士人群体中的传播，研究数据有限且条件严格，因此阳明思想接受者的数量远少于实际情况。历史上，阳明思想在农工商阶层得到广泛认同，儒家士人对其的接受可能受到非士人群体的影响。未来的研究将通过纳入新的数据来源和改进模型来细化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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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5-4-18 01:46: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