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和中国是社会组织原则走向极端和病态的例子

印度和中国是社会组织原则走向极端和病态的例子。

所以，印度是一个将差异原则推向两个极端的社会：它允许公民社会凌驾于国家之上；而且由于其社会表现形式是种姓制度，公民社会阻碍了真正自由的主体性的形成。相比之下，在中国，团结原则被推向了极端：它吞噬了公民社会；法律在外部统治着自由。

印度完全是公民社会，没有国家；中国完全是国家，没有公民社会。

二十五年前，互联网时代的到来预示着扩大个人和集体自由的希望。然而，它却为国家对公民前所未有的控制打开了大门。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一样，在过去几年里展现出数字化社会控制的新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