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与诗学（亚里士多德）

《文心雕龍》是刘勰在五世纪撰写的一部关于中国文学美学的著作，共五十篇，依据《易经》中的命理和占卜原理创作而成。该书既借鉴了三世纪作家陆机的著作《文赋》，又对其进行了批判。刘勰希望对文学进行完整且自洽的阐述。他的观点之一是，情感是文学的媒介，语言仅仅是文学的产物。


刘氏祖籍山东，今镇江。他自幼丧父，由于贫困或信仰（或两者兼而有之）而选择终身不娶。刘氏曾随僧繇学习佛法，并在定林寺协助编修佛经，直至梁代去世。他在编修佛经期间，写下了《文心雕龙》一书。


后来，他成为梁皇帝萧衍之弟萧宏的私人秘书。他还为一个军队做后勤工作，后来被提升为太末(今浙江省龙游县)县令。最终，他再次担任皇帝其他儿子的秘书，直到后来被送回寺院。经文编辑项目完成后，刘决定继续留在寺院。


刘氏还著有《弘明集》和《世结集》，均已佚。他还写了一篇论文，题为《灭惑论》。


心理学实验


刘勰进行了一项心理学实验，要求受试者用一只手在纸上画一个圆圈，同时用另一只手尝试画一个正方形。这项测试旨在衡量受试者能够控制的注意力分散程度。刘勰观察到，他的学生，也就是实验对象，很难同时完成这两项任务。刘勰的实验表明，同时进行两个实验意味着两个实验都做错了。


《文赋》（繁体中文：文赋；简体中文：文赋），又译为《文学随笔》、《文学诗论》或《文学韵文》，是赋史上一部重要著作，由诗人、将军兼政治家陆机（261-303年）以赋体写成，阐述了诗歌的哲学基础及其修辞形式。[1]方志文（AchillesFang）认为，该书是“中国最详尽的诗学著作之一，其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影响之大，仅次于六世纪刘勰的《文心雕龙》。[2]它被称为“一首赞美写作技艺的赞歌，一本具体的、规范的作家手册”。[3]



《文心雕龙》，又称作《文心》，是中国第一部系统文艺理论著作，是中国有史以来较为精密的批评著作之一，作者为刘勰，完书于中国南齐时期。

《文心雕龙》是刘勰在入定林寺后期所写，是“齿在逾立”之年的作品，全书重点两个：一个是反对不切实用的浮靡文风；一个是主张实用的“攡文必在纬军国”之落实文风。刘勰把全部书都当成文学书来看，因此本书立论极为广泛。

刘勰曾帮助僧祐整理佛经，有学者认为《文心雕龙》多少有受佛教思想影响。


《文心雕龙》中的“摛文必在纬军国”是什么意思？请大家帮助解答！

意思是：写作必须有助于军政大事。
下一句负重必在任栋梁
意思是：出仕就要成为国家的栋梁。

日本学者[color=var(--ilhpp-link-green)]兴膳宏例举《文心雕龙》与《[color=var(--color-progressive,#36c)]出三藏记集》的相似处[color=var(--color-progressive,#36c)][2]。事实上，《文心雕龙》全书受《[color=var(--color-progressive,#36c)]周易》二元哲学的影响很大。


《[color=var(--color-progressive,#36c)]文心雕龙》是中国第一部成体系的[color=var(--color-progressive,#36c)]文学批评作品，对后世有相当大的影响。此书最初不为时人所称，后来作者[color=var(--color-progressive,#36c)]刘勰将其献给[color=var(--color-progressive,#36c)]沈约，该书地位有所提升。到明清时期，地位回升，在《[color=var(--color-progressive,#36c)]四库全书》中被列为诗文评类著作之首。至当代，学者更为看重此书，[color=var(--color-progressive,#36c)]鲁迅视之为可以和《[color=var(--color-progressive,#36c)]诗学》相比的作品。


《出三藏记集》，[color=var(--color-progressive,#36c)]南朝梁代[color=var(--color-progressive,#36c)]僧祐撰，又称《僧祐录》、《祐录》，是现存最早的完整[color=var(--color-progressive,#36c)]佛教经录。成书于510年代（[color=var(--color-progressive,#36c)]天监年间）。


《诗学》是[color=var(--color-progressive,#36c)]西方文明第一部系统的美学和艺术理论作品，为西方文论奠定了基础。影响[color=var(--color-progressive,#36c)]中世纪的亚里士多德《诗学》的阿拉伯语译本，是从一份可追溯到公元700年之前的希腊手抄本翻译而来。这份从希腊语译成叙利亚语的手抄本，与目前公认的11世纪巴黎1741年出版的原稿无关。


《诗学》有很久的时间失传；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代，学者只有一从[color=var(--color-progressive,#36c)]伊本·鲁世德的阿拉伯本翻译的拉丁本。[color=var(--color-progressive,#36c)][6] 虽然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在西方文学研究的重要性是举世公认的，每一个细节都引起了不同学者的意见.[color=var(--color-progressive,#36c)][7]


《诗学》主要谈及[color=var(--color-progressive,#36c)]悲剧、[color=var(--color-progressive,#36c)]喜剧、和[color=var(--color-progressive,#36c)]史诗。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考究，悲剧、喜剧、萨堤尔剧、抒情诗和史诗均是反映现实，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比史诗是更优越的艺术，因为悲剧是包含史诗的元素，也可以用史诗的[color=var(--color-progressive,#36c)]长短格六步韵律，和是严肃的行动的模仿。 表演出的现实模仿，不管是读出来或是演出来，是可以感动情感，制造出可怜和畏惧来净化人们的感情，对社会道德起着良好的作用。通过思虑悲剧的可怜和畏惧，观众也能从这两个情感得到愉悦的美学。悲剧是基于因果、世间的基本秩序，所以是是理性的艺术。悲剧比史诗精简、更多统一性，所以也更容易娱乐别人。

博大精深的《文心雕龙》是南朝文学的最高成就。在玄学的影响下，魏晋士人的生活状态、价值观、情趣等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结合刘勰所处的时代，不难发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玄学对刘勰复杂思想的形成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玄学思想促使刘勰的思想更加重视文学本质和主体精神；玄学中的儒家思想色彩影响了刘勰对文学功能的探讨；玄学中关于言意、物象关系理论的探讨，使刘勰能够从文学理论的角度去思考这些问题。

[color=rgba(0, 0, 0, 0.95)]《文心雕龙》是中国第一部综合性文学批评著作，自约1500年前成书以来，一直被视为作家和评论家的必读之作。它囊括了当时已知的所有中国文学知识，既是体裁和风格的分类与历史，也是优秀写作的指南。其章节根据《易经》编排，涵盖了“情感与文学表达”、“幽默与谜题”、“精神思考或想象”、“养生”、“组织”和“文学缺陷”等主题。

[color=rgba(0, 0, 0, 0.95)]“心”是指在文学作品中得以成形的思想、印象和情感，也就是“雕龙”。刘勰以其渊博的中国文学知识，从书中汲取了丰富的例证和趣闻轶事，读者将在其中发现既熟悉又陌生的写作艺术理念和标准。《文心雕龙》不仅是中国古典文学美学的总结，更是来自远古写作的宝贵经验。，也是古代文人墨客的写作箴言。

在文化方面，六朝——公元220年至589年统治时期——涌现出众多学者、诗人、艺术家和哲学家。WangXizhiand顾恺之分别制定了书法和绘画的准则。这一时期的成就包括出版孝通所著的《文选》（有时也称《昭明文选》以区别于其他类似名称的选集）和刘勰的《文心雕龙》（文学批评的经典著作）、六朝散文体（诗歌和散文的融合）的演变，以及（据说由沈约（6世纪的一位朝臣）提出了汉语四声体系。在哲学上，所谓的清谈运动在精神层面上与道教类似，拥有众多远离政治的信徒。数百座佛教寺庙被建造，大量佛经被编纂抄写，数千人出家，其中包括南梁开国皇帝武帝。

大约公元300年，陆机创作了一首充满激情的长诗《文赋》（“文赋”），探讨艺术创作。同样从这一时期开始，刘勰的《文心雕龙》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美学的巅峰之作。它对一系列主题进行了深刻的探讨，首先探讨的是“文”，即自然的根本规律。它指出，艺术表达的核心在于对“风”（即情感活力）和“骨”（即结构组织）的掌控。

试论刘勰“奇正观”在《文心雕龙》的显隐


：刘勰的“奇正观”对后世的影响极大，却因其在《文心雕龙》中的论述分散、概念不明等问题引发了一些关于其地位于价值的争议。首先，“奇正观”的重要性在质和量两个维度上均有所体现；其次，刘勰重奇正而隐推之的原因，不仅与其生平与时代背景有着密切联系，还可能是他独具匠心的巧妙笔法；最后，“奇正”符合文论范畴的特征，值得更深入、全面的研究。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将儒、法二家的术语“奇正”引入文学理论中，探寻文学内部的“奇”“正”关系，提出了“酌奇而不失其贞（正），玩华而不坠其实”1等文学主张，并指明文学创作中应遵循“执正驭奇”的规律，简言之为刘勰的“奇正观”，是《文心雕龙》中的一个重要的文学批评标准。《辨骚》篇的“酌奇而不失其贞（正），玩华而不坠其实”可谓刘勰“奇正观”之核心。童庆炳曾就此提出“奇正华实”说：即“正”“实”同指内容上要求思想感情的雅正，合乎经义；“奇”“华”同义，指语言表现和技巧运用上要求语言活泼多姿，运用奇诡的幻想、夸张，使艺术形式气象万千。在奇与正、华与实之间，通过调节掌握了一定的度，从而形成内容与形式之间富有弹性的艺术张力2。“奇正观”对后世的影响极大，却因其在《文心雕龙》中的论述分散、概念不明等引发了一些关于其地位与价值的争议，甚至有学者对“奇正”是否属于文论范畴提出疑议。任何一理论范畴得以成为范畴，都在“质”与“量”两方面有令人信服的例证，下面将对《文心雕龙》中的“奇正”及其研究情况进行“量”（使用程度）与“质”（理论内涵）两个维度的综合考察，以说明其重要性。一、文心之骨——奇正观的显要首先， 刘勰的“奇正观”在《文心雕龙》中的“文之枢纽”“论文叙笔”“剖情析采”各部分频繁出现。在《辨骚》篇中，刘勰指出“倚《雅》《颂》”“驭楚篇”二者并依以“驱辞力”“穷文致”的兼用奇正之法，此意又与《定势》篇明确提出的“宗经执正，酌骚驭奇”的创作方法与要求相通。刘勰还以“奇正”作为批评鉴赏的方法，如《隐秀》篇语“始正而末奇，内明而外润，使玩之者无穷，味之者不厌矣”；《杂文》用“虽始之以淫侈，而终之以居正”评桓麟至左思时期的杂文特点；《知音》篇将“观奇正”列为批评鉴赏的六准则之一。综观《文心》全书 50 篇，有近 30 篇用到“奇”字，30 多篇用到“正”字，“奇正”连用也达 9 处之多，可见刘勰的“奇正观”是贯穿全书的。其次，“奇正观”甚至落实在其刘勰自身的创作痕迹中。刘勰在自身拟定题意、创作文章时对自己在内容与形式，即“华”与“实”（“奇”与“正”）两方面有严格要求，可见刘勰对于“奇正”的重视程度。《序志》篇即言明了题名“文心雕龙”之意，“‘文心’是刘勰‘为文’写《文心雕龙》的内容；‘雕龙’是刘勰‘为文’写《文心雕龙》所采取的形式。两者结合，亦可谓‘质文并茂’‘华实相扶’了”3。而刘勰也是这么实践的，《文心雕龙》在内容上笼罩群言，隐括千古，包举宏纤，以三万七千余言全面、系统地阐述文章写作的理论方法，并“矫讹翻浅，还宗经诰”（《序志》）以正文学之风；在形式上，《文心雕龙》以精美的骈文写成，语言精密微妙，有精雕细琢之工却显自然流丽。全书共50 篇，均衡有序地分为“文之枢纽”“论文叙笔”“剖情析采”三部分，三者形成一动万随、紧密相扣的有机整体。因此，《文心雕龙》之所以能成为体大思精的鸿篇巨制，应与刘勰自身对“奇正观”的贯彻落实有一定关系。“奇正观”在《文心雕龙》中出现之频繁、地位之举要，贯穿全文，隐而不显，犹如“文心之骨”，可谓不同凡响。然而，既然其如此重要，刘勰为何不为“奇正观”设立专章，加以归类探讨呢？笔者欲综合前人的研究成果与刘勰所处时代的思想背景与经历，挖掘个中联系，尝试对刘勰重奇正而隐推之的原因进行推测。二、雕龙之妙——奇正观的隐现（一）“奇正”归类定位之不易“奇正观”散见于《文心雕龙》三大构成板块的各个篇章中，“奇正”除了可以看作划分文学风格的标准，又可以看作文学批评鉴赏的准则，还可以看作文学创作的一大宗旨和方法。由此，“奇正”的内涵与功能所涉及的范围十分广泛，若要对其进行单一地归类，实有难度，如写成专文，恐怕也难以在一个篇幅之内将其所涉关键一一详述而尽。假若写成《奇正》一篇，应当置于何处，归于何位呢？要进行定位，首先要确认分类，分类不明，定位难矣，而无法对文章进行定位，则会影响谋篇布局。刘勰是要如雕镂龙纹般细致精密地谋篇布局的，何况《文心雕龙》“体大思精”，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刘勰不专写《奇正》应当或多或少地考虑到“奇正观”指涉之广泛，分类之无定，会对全书的谋篇布局造成影响。在那个崇尚宏大、威严的时代，刘勰欲想出品鸿篇巨制必然会细心谨慎，考虑周到。刘勰虽未书写“奇正”专篇，但他在全书居要的几篇用“奇正”来突出为文之宗旨，暗藏玄机而不至于令人忽略“奇正”之重要性。他不但机敏地融“奇正”于“文之枢纽”的《正纬》《辨骚》两篇中，还在“剖情析采”的第二篇《体性》中给“新奇”“典雅”的风格赋予了体式性意义，由此成功引起了人们对“奇正”的注意。（二）“矫讹翻浅，还宗经诰”之立场先秦两汉时，受巫鬼文化和奇物符瑞观的影响，谶纬之学盛行，“汉儒将谶纬之学引入经学，对儒家中和雅正的美学规范构成冲击”4。汉赋家们将奇物诡谲、卓异不凡的物象视为符瑞，争相以铺陈、夸饰宏伟瑰奇的汉帝国图景，曹丕的“诗赋欲丽”之说，便总结了建安文学渐向词采华丽发展的风尚。对此，刘勰是反对的，他在《序志》中批评“辞人爱奇，言贵浮诡，饰羽尚画，文绣鞶帨，离本弥甚，将遂讹滥”，所谓“本”即“正”之意，可以看出刘勰运用“奇正”的主要目的在于“执正驭奇”，强调“正”节制“奇”，通过“奇正”引起人们对二者主次关系的认识，从而重视思想内容的雅正，摒弃“逐奇失正”的矫饰绮靡的文章风气。刘勰推崇儒学，从个人经历上看，他晚年出世归隐之际，还要按照儒家崇尚的“君臣所以炳焕”之礼，祈请皇帝恩准，“启求出家”5；从《文心雕龙》中看，他“师乎圣”“体乎经”的虔诚愿望，以及“还宗经诰”“执正驭奇”的观念也应证了他对儒家“正”道——节制守礼的推崇。与兵家不同，先秦儒家往往出于维护礼制的目的尚“正”反“奇”，视“奇”为违反规定、不合礼制、与“正”相对的贬义词。刘勰曾在《体性》“赞曰：雅丽黼黻，淫巧朱紫”，可见刘勰把过分奇巧的文章贬作以紫杂朱，以巧乱正，《文心雕龙》的五十篇题名均无明显的贬义词在内。作为儒家的拥护者的刘勰，自然难以设专章细数“奇”之妙用。因此《文心雕龙》不设“奇正”专篇，或与“奇”在儒家哲学中的的特殊色彩和刘勰的个人尚儒的立场有关。儒家宗“正”，诗骚尚“奇”，“奇正”本是一组互为矛盾的范畴，为了调节二者的矛盾，为后世之文学寻觅一条更好的出路，刘勰在《辨骚》中表面上是在论楚辞，实则提出了他指导写作的总原则，即“倚《雅》《颂》”“驭楚篇”的奇正兼用的方法，“倚靠经典著作的雅正文风，吸取纬书、楚辞的奇辞异彩，来提高写作的思想和艺术水平”。这与《序志》篇提出的“矫讹翻浅，还宗经诰”的目标是一脉相承，遥相呼应，互为佐证了，可谓一举多得，令人不得不赞叹彦和顾虑之周全、构思之精妙。刘勰提出“奇正观”的主要目的是纠正其时的浮夸虚假、华丽绮靡的文风，而非为了说明“奇正”的含义、渊源和流变。他创造性地融兵家和儒家的“奇正观”于一体，巧妙地将其与对屈原《离骚》的评价结合，明确了“奇正观”的核心在于“执正驭奇”，其“雕龙”手法之妙，自不必言，更启迪了后世诸人对“奇”或“正”范畴的钻研与拓展。三、范畴之辨——“奇正”范畴的演化古代文论的范畴如“道、气、神、情、心、物、象、意”等所指清晰，具有较高的总结

性、代表性、启发性，通常会被归为一级范畴或理论范畴。《文心雕龙》不少专篇都论及此类范畴，文质论首篇《原道》即讨论了“道”范畴；创作论首篇《神思》的核心是“想象”；《知音》《隐秀》等篇更直接以范畴命名。如今“奇正”也属于古代文论的一个范畴，然而刘勰却不以“奇正”为篇目，不为其立专章，这与“奇正”范畴的生成演化过程有关。关于“奇”“正”是否属文论范畴，曾有过争论。汪涌豪认为“奇”在古代文论范畴中占有一席之地，并于唐代时即被赋予体式性意义，应归为文学理论范畴6。而罗宗强认为“奇”与正（贞、雅）、逸、悲、怨、静、远、轻、俗、寒、瘦、清、浊等相类，具有随意性，且此类词语数量过百，应以术语、概念还是范畴来界定，值得推敲7。笔者以为，罗宗强先生的“推敲”十分严谨，但也忽略了范畴的类型性和延展性。第一，范畴的一个重要特性即类型化，“中国古代文学批评范畴也遵循范畴发展的一般性规律，逐步精密化、系统化、类型化”，“从而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文体范畴、理论范畴、方法范畴中表现出来”8。罗先生提出的一类词语与“奇正”都与风格有关，其实可以归于文体范畴，如皎然提出辨体十九字：高、逸、贞、忠、节、志、气、情、思、德、诫、闲、达、悲、怨、意、力、静、远，这些评价风格的范畴中也包含有独特个性和理论内涵，如皎然释“风韵切畅曰高”“体格闲放曰逸”，而“放词正直曰贞”的“贞”与“正”相通，形成理论范畴的一个方面。因而“奇正”首先是风格类的范畴，在唐以前也已初具理论内涵，否则刘勰也不会在风格论之外的文质论部分谈论“奇正”。第二，范畴还具有延展性，即范畴的继承与生发。理论体系是由范畴的延伸和衍化连接构筑而成，理论与范畴的建构往往要经过几代人的长时间的努力，因而范畴是不断发展、完善和衍化的。往往某一批评家提出一个极具个性和特点的范畴成为其理论的范式的支柱和代称，如陆机的“缘情”说、曹丕的“文气”说、三袁的“性灵”说、王国维的“境界”说等，既是后人继承创造的源头活水，也成为后人梳理范畴渊源，构建理论体系绕不过的重点。刘勰的风格专论《体性》篇就创造性地继承了曹丕的“文气说”，他继承了“文以气为主”之说，将“气之清浊有体”变为“气有刚柔”，而最大的发展是将曹丕的文气“不可力强而致”的先天决定论，修正为先天和后天的“才、气、学、习”四因素共同影响而成：然才有庸俊，气有刚柔，学有浅深，习有雅郑，并情性所铄，陶染所凝，是以笔区云谲，文苑波诡者矣。“才、气”即作家先天的“情性”，“学、习”即指后天的学习状况对作家气质的“陶染”，四因素共同作用了作家的气质秉性。性格人品彰显于文章风格，刘勰进一步提出风格与人格是“因内符外”“表里必符”的，文风“体式雅郑，鲜有反其习”就是说能写出雅正的文章的作者其人，很少有习性不端正的。习有万殊，文分八体，刘勰划分的八种文风中，其一为

典雅（刘勰释“典雅者，镕式经诰”，宗经为“正”），其七为新奇，并指出“雅与奇反”将二者归于相对的一组风格类别中。他的论述由“气”及“体”，“体”中有“奇”，在他的“奇正”论之后，柳宗元的“气味”、王安石的“奇崛”、苏轼的“奇趣”、刘大櫆的“气奇”“真奇”等不都是延展了“奇”的理论范畴吗？范畴的发展，“既有连贯性、继承性，又有阶段性、创造性”9，“奇正”不失为一种文论范畴，至少属于文体范畴或风格范畴，而刘勰不设“奇正”专目的原因之一，应是受制于范畴发展的阶段性。“奇正”本是属于哲学、兵家的术语，刘勰是将其引用至文学理论领域中的第一人，以目前的文献来看，在他之前，仅有老子的“以正治国，以奇用兵”“正复为奇”的思想、《孙子兵法》的“奇正相变”说、《淮南子·兵略训》的“以奇为异”说等关于“奇正”的学说。“奇正”在文学领域的空白由刘勰初步填补了，但将“奇正”作为文论范畴来看，当时仍只是萌芽阶段，写成一篇成熟的专篇一来材料匮乏，二来概念语境易含混，难度颇大，只待留给后人持续补足、延伸、建构了。在刘勰“奇正观”的启发下，“奇正”范畴在文学理论中不断演化，完善，愈加引人瞩目。对“奇正”的接受传播有南朝钟嵘的“直致之奇”说；唐代皇甫湜的“文奇理正”说；清代方以智、朱庭珍对奇正关系的总结。另外还派生出相类的创作论范畴“奇思”“奇境”“奇笔”；风格论范畴“清奇”“雄奇”“怪奇”；鉴赏论范畴“奇趣”“奇味”“惊奇”。由此，“奇”“正”的理论内涵在前人的研究下逐步丰富、完善，愈来愈多的后学者将其作为专门的学说和范畴加以研究。总而言之，虽然通览《文心雕龙》的目录并无包含针对“奇正”而写的专篇文论，但我们却无法因此而漠视或降格“奇正观”的重要地位。古语有云，“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然而金玉不仅存于书之浅表，亦存于书本之外，正如贯穿全书的“奇正观”却未见于目录、专章，其背后的渊源还要从作者行为、时代文风、思想史背景等探源。